古人一般能活多少岁？有学者经过研究，先秦是18岁，汉朝22岁，唐朝27岁，宋朝30岁，清朝33岁。
咱们先来搞清楚“平均寿命”这个概念是怎么算出来的。这就好比把所有人从出生到离世的岁数，全扔进一个大锅里煮，最后得出一个平均值。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致命因素：古代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，导致婴幼儿夭折率高得离谱。这些过早陨落的小生命，就像一个个沉重的铅锤，狠狠地把平均寿命的底线给拽到了谷底。
考古专家们用洛阳铲揭开了这个让人心酸的真相。在先秦时期的墓葬群发掘中，专家们清理统计后发现，10座墓地里居然有4座埋葬的是未成年孩童。巨大的早夭比例一中和，先秦的平均寿命自然就被压缩到了可怜的18岁。
到了汉朝，官府的户籍登记制度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根据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，那时候的孩子得平安长到3岁，官府才给正式登记户口。没熬过3岁的，在官方档案里根本不留痕迹。因为少了这部分早夭儿童的数据拖累，汉代的平均寿命在账面上勉强爬升到了22岁。
唐朝的老百姓在户籍上更是玩出了花样。为了躲避朝廷沉重的租庸调赋税，大家开始在账本上动手脚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唐代户口草稿中，经常能看到一种奇特现象：家里明明有人已经去世，户口本上却赫然写着“已死”但依然挂靠在名下。这种为了逃避纳税搞出来的糊涂账，阴差阳错地把唐朝的平均寿命硬生生拉到了27岁。
既然只要熬过童年，古人大概率能活得挺长，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在不断收割成年人的生命？悬在古人头顶的，有三把随时可能落下的命运铡刀。
首当其冲的残酷考验，是生育这道无情的鬼门关。宋代有一本著名的妇科专著叫《妇人大全良方》，里面记载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。临安城有位经验丰富的接生婆，她一年里接生了97个婴儿，期间竟然发生了11次母子双亡的惨剧。超过10%的高危死亡率，让生儿育女变成了一场拿命做赌注的博弈。母亲一旦遇难，婴儿失去母乳，整个家庭的生存链条就会瞬间断裂，那种无助感是现代人难以体会的。
紧随其后的致命打击，是防不胜防的饥荒。翻开明朝万历年间的《兖州府志》，里面刻画了犹如人间地狱般的惨状。一场铺天盖地的蝗灾过后，粮食颗粒无收，粮价在一夜之间翻了整整5倍。肚子填不饱，身体瘦成皮包骨，人的免疫系统彻底崩溃。紧接着，伤寒、痢疾、肺结核这些传染病就会趁虚而入。
再者就是令人绝望的瘟疫。清朝顺治年间，北京城遭遇了一场恐怖的大瘟疫横扫。史书上留下了“十室九空”、“巷陌断绝行人”的惨烈文字。在没有现代医学防御体系的年代，面对烈性传染病，个体生命脆弱得就像狂风中摇摇欲坠的枯叶，官府连掩埋尸体都忙不过来。
只要足够幸运，躲过了早夭的厄运，又奇迹般地熬过了战乱、饥荒和瘟疫，古人的生命力往往顽强得惊人。
可能有人会觉得，这些都是达官贵人，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么好命？上世纪90年代，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，考古学家发掘了6座西汉晚期的古墓。
墓室里出土了一批极其珍贵的行政文书档案，其中有一份名为《集簿》的木简，详细记录了两千多年前东海郡的人口普查数据。数据显示，当时东海郡总人口约有140万。重点来了，这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高达33871人，90岁以上的更是有11670人。
咱们做个简单的算术题，当时东海郡8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惊人的3.26%。这铁一般的事实足以证明，汉代人的真实寿命上限非常高，绝不只有纸面上的22岁。
西汉时期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这么多长寿老人？这就不得不提当时一套非常超前的社会福利制度。汉朝极其推崇“以孝治天下”，把敬老尊老写进了国家律法里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只要是年满70岁且没有犯罪记录的老人，朝廷就会御赐一根“鸠杖”。
这根顶端雕刻着斑鸠的拐杖，可不仅仅是件荣誉品，它是一张含金量极高的“特权通行证”。拿到鸠杖的老人，可以免除繁重的徭役，做买卖不用交税，甚至犯了轻微的过错还能豁免刑罚。在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上，就清晰地刻着老人拄着鸠杖去官府免费领取粟米的生动画面。汉文帝时期更是大手笔，给8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放肉类和酒水。
这种国家层面的重磅倾斜，在民间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尊老风气。每家每户都盼着自家长辈能长命百岁，因为只要家里有一位“持鸠老人”，整个家族都能跟着享受红利。
然而，凡事都有代价。极高的养老福利，最终演变成了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之重。就拿东海郡来说，140万人里有将近4万名80岁以上的老人。光是给这些高龄老人发放补贴物资、免除各种税收，就是一笔庞大的开销。随着长寿老人数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西汉王朝的国库被一点点掏空。这种沉重的养老负担，叠加后期的土地兼并危机，最终成为了拖垮西汉帝国财政体系、导致王朝覆灭的关键导火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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